引子
国内战略取向是影响中美关系走向的重要因素。过去40年，中美两国国内战略取向的契合是中美关系取得突破、发展并保持稳定的重要原因。当前，中美两国国内战略取向的差异，也是中美关系面临范式性转折的重要原因。下一阶段中美如何选择自己的战略、如何认知对方的战略，将是决定未来中美关系走向的重要因素之一。
年12月16日，经过半年的艰苦谈判，中美两国政府同时发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美利坚合众国关于建立外交关系的公报》。两天之后的12月18日，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北京召开，中国改革开放的大幕拉开。在这次意义深远的中央全会闭幕十天之后，中美两国于年1月1日正式建交。中美建交是中国外交中的大事，改革开放则是中国国内发展战略的历史性变革。两件深刻改变了中美两国与世界的大事在半个月内同时铺开，难道只是历史的巧合？
从学术视角解释过去40年中美关系的起起伏伏，至少可以从两个层次入手。一是国际结构。这种观点强调国际格局变化对中美关系的决定性影响。二是国内因素。这一观点强调国家内部战略、国内政治等因素对中美关系的影响。上述两个视角都有相当的解释力，但是本文试图通过论述来强化上述第二种观点。前述年底的历史以及过去40年间的其他一些重大事件，似乎都在昭示一个事实，这就是中美两国国内因素，特别是国内发展战略对中美关系的影响极其重大，其作用绝不小于国际结构因素。
一、应当承认，推动中美两国在20世纪70年代初“破冰”的是国际结构因素，与中美两国国内战略没有直接关系。一方面，中苏关系在20世纪60年代急剧恶化，中国面临的国家安全威胁逐渐从南方转向北方。年中苏边境冲突对中美“破冰”起到了加速作用。显然，中美改善关系可以平衡中国面临的来自北方的巨大国家安全威胁。由此，中方就有了改善中美关系的国际结构需求。另一方面，20世纪60年代中后期，美国身陷越南战争泥潭，勃列日涅夫治下的苏联在全球战略中的影响力快速上升。据当时在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任职、日后成为美国驻华大使的温斯顿洛德（WinstonLord）回忆，尼克松访问北京背后有三大战略考虑：一是试图改善与中国、东欧国家的关系，以增加与苏联周旋时的战略腾挪空间；二是希望在推动对苏“缓和”的过程中打“中国牌”，给苏联制造“小恐慌”；三是希望通过对华接近、对苏“缓和”，让越南北方感受到压力，推动美越谈判，使美国达到既从越南抽身，又可保全南越当局的目的。显然，美方对改善中美关系、打“中国牌”也有着强烈的国际结构需求。
中美关系因国际结构因素而“破冰”，但是到年为止，这股驱动力并未能让中美关系实现彻底正常化。毕竟，在美国的战略棋盘上，美苏“缓和”等议题同样是美方要考虑的重大问题。例如，在卡特政府上台之初，美苏削减战略核武器谈判和巴拿马运河区两个外交议题占据了更重要、更优先的位置。此外，在美国国内，尼克松因“水门事件”下台、美国内部亲台势力“不能放弃老朋友（台湾）”的声音也始终强大。因此，在“破冰”六年后，中美两国始终未能正式建交。这种局面直到年才有了决定性的变化。中美建交“临门一脚”的完成，除了既有的国际格局因素继续发挥作用之外，中国国内发展战略的深刻调整也发挥了决定性作用。
年7月，邓小平同志恢复工作。中国领导人一边开始酝酿中国现代化建设的提速，一边开始提升中国与西方国家的关系。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领导人认识到，要实现现代化，必须对外开放，吸收西方国家先进的科学、技术、资金和管理经验。正如邓小平同志在中美建交后的年1月24日会见美国客人时所说的，“我们相信，中美关系正常化能让美国用先进的东西帮助我们实现四个现代化创造更有利的条件。”正是在中国国内战略即将做出深刻调整的大背景下，中方在年上半年与日本谈判《中日和平友好条约》时，同意在“反霸条款”问题上使用相对缓和的表述；在下半年与美国谈判建交公报时，同意在对台军售问题上做出一定妥协。这些决定大大加速了《中日联合声明》与中美建立外交关系的速度。此外，在中国国内战略即将做出深刻调整的背景下，我们才能更好地理解当时中国领导人与美、日等西方国家打交道的一些细节。年10月邓小平同志访日。除了政治议程之外，邓小平同志参观了新日铁、日产、松下等日本企业，乘坐了新干线、气垫船等先进交通工具。年初邓小平访美期间，两国签订了《中美科技合作协定》。邓小平参观了福特公司的亚特兰大工厂、波音公司的西雅图工厂以及休斯敦的石油钻探设备、航空航天中心，会见了大批美国商界、学界人士。另外一个饶有趣味的历史细节是，邓小平同志曾经表示，中国不会在中美正式建交之前向美派出公派留学生。而事实上，年12月25日，中国首批公派赴美留学生抵达美国。当时中美两国只是公布了《建交公报》，离正式建交还有一个星期。对此我们或许可以理解为，当时中国将工作重心转向国内经济建设，为此向发达国家学习科技的愿望是如此强烈，以至于中国领导人连一个星期都不愿多等。
显然，中国发展战略即将做出重大调整，中国领导人即将做出改革开放的重大部署，是年下半年中美关系正常化谈判得以加速的最主要原因。在中美两国之间，关系正常化的推力主要来自中国。美方在年中美建交谈判期间，基本上仍是从国际战略的视角看待中美关系正常化。根据年尼克松访华时担任美方翻译的外交家傅利民（ChasW.FreemanJr.）回忆，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美国战略界主流仍不相信中国真的会发生变化。傅利民在北京出差期间遇到“个体户在长安街旁卖面条”，他才意识到“这是一场革命”。傅利民回忆说，直至年2月，他的观点仍然受到美国主流“中国通”以及国务院官员的拒斥甚至嘲笑。
当然，中国国内战略变化是构成中美关系正常化加速的主要变量，并不意味着年的中美建交与美国国内因素完全无关。首先，美国政府内部对华决策权的转移是美方最终能够与中方在年底完成建交谈判的前提条件。时任美国国务卿赛勒斯万斯(CyrusVance)与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兹比格涅夫布热津斯基(ZbigniewBrzezinski)分别代表了卡特政府内部反对和主张中美关系尽快正常化的两股力量。卡特总统最终倒向布热津斯基、白宫接管中美关系正常化的谈判，极大地推动了中美建交的进程。
其次，美国国内政治议程是决定中美最终建交时间的重要因素。在中美建交谈判过程中，卡特政府一直有意绕过国会。卡特政府担心国会亲台议员以及台湾游说力量会阻碍中美建交，国会参议院围绕削减战略核武器条约的争论也可能影响对华建交。年12月7日美国举行了中期选举。美方认为，如果不能在年1月初新一届国会就职之前宣布建交，美国内部的府会矛盾将导致建交拖延到年年底之后。第三，或许也是最重要的，从美国自身的发展战略看，中美关系的正常化以及中国同时启动的改革开放进程，或许可以说是在无意间“呼应”了美国20世纪80年代发展战略的调整。年5月，撒切尔夫人开始担任英国首相；年1月里根担任美国总统。在这两位西方世界领导人的带领下，“新自由主义”政治经济模式开始在西方世界迅猛扩展。中国改革开放尽管在性质上与西方世界新自由主义思潮存在根本不同，但是在实际政策层面，两者都强调市场在经济中的决定性作用，都致力于解除、减少国家对市场的管制和控制，因而在很大程度上又有着异曲同工之处。美国国家发展战略的调整发生在中美建交之后，因此当然并非推动中美建交的直接力量。但是这种“呼应”和“契合”在中美建交后很快推动了中美关系向纵深发展。在改革开放战略的推动下，中国对外长期采取了融入国际体系的战略；在推进经济全球化、扩展美国主导秩序的过程中，美国对华则长期采取了接触战略。从结果看，两国内外战略的契合推动了中美关系的深入发展，而中美关系的深入发展不仅极大地增加了中国与外部世界的交往、交融，也助推了原先由西方国家引领的国际秩序向全球扩展。这一过程在冷战结束后达到了巅峰，并导致人类社会第一次拥有了一个几乎覆盖所有国家的“全球秩序”。
国内发展战略取向对中美关系的支撑作用不仅体现在建交之初和中美关系发展之时，也贯穿于过去40年中美关系的一些困难时期。回首过去40年，中美关系经历过不少风雨。在对抗最激烈的时期两国交往降到了非常低的水平，美国的制裁对当时中国的政治安全和政权安全都构成了相当大的压力。随后柏林墙倒塌、冷战结束；年12月苏联解体。从国际结构的层次看，中美苏“大三角”不复存在。对美国而言，中国“平衡苏联”的战略作用大大下降。如果国际结构因素是决定中美关系的唯一重大变量，那么在经历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低谷之后，中美关系应该没有回到正轨的可能性。但是历史事实与此恰好相反。这正说明，决定中美关系走向的，绝不仅仅只有国际结构因素。美国国内战略自20世纪80年代向新自由主义方向的发展以及中国发展方向与其存在的契合关系，支撑着中美关系逐渐走出低谷，走回正常。在很多领域，两国合作的广度和深度都远远超过了20世纪80年代。
时隔30年之后再回望那段历史，年下半年中美两国领导人努力维护两国关系大局的努力，或许比两国间的激烈矛盾更值得